文年生是开国中将，1926年离开家乡参加革命后，一直没有回去看看，到了1951年5月，文年生才有了时间，就回到湖南岳阳老家探亲。
这样一位大人物要回乡探亲，自然整个岳阳都轰动了，文年生刚下车，县里的领导就在那里等着了，说我们给文司令准备好了最干净的旅馆，最好的饭菜。
文年生一听这话，打量着对方说：“你们认错人了吧，你们要招待的应该是一位国民党高官，我是共产党的土干部，享受不了你们那种高级待遇。”
县里的领导弄了个大红脸，文年生继续说：“我回家探亲是我个人的私事，不用麻烦你们县里，都回去吧！”
文年生刚到家，乡亲们就围了上来，七嘴八舌地想请文年生给他们解决一下生活困难。文年生来之前，把自己几乎所有的津贴都带来了，发现家中确实困难的，就往对方手上塞，还惭愧地说：“国家刚解放，还很穷，需要大家一起努力致富，我也是个穷光蛋，只有这点积蓄，你们别嫌少。”
文年生有个弟弟，叫文庆祥，跟哥哥提出了一个要求，说：“咱们文家发达了，我不想再种地了，你要给我找个好工作，也好让我光宗耀祖。”
文年生一听这话，非常生气，说：“共产党没有光宗耀祖的说法！你除了种地还会干什么？我看在家里种地就挺好，现在不像以前了，没有人剥削我们，只要肯干，就吃喝不愁，这不就是最好的生活吗？”
弟弟还不死心，继续缠着哥哥，最后文年生火了，大声说：“你有一个当官的哥哥就可以伸手要这要那，那些没有当官哥哥的人，他们找谁要去？我是当官不假，可我是为人民服务的官，不是只为自己家人服务的官！”
过了10年，也就是1961年，文年生再次回到家乡。这次，县里想请文年生帮忙解决一些生产资料，按说这是为家乡服务的好事，但依然被文年生拒绝了。
文年生解释说：“现在国家资源比较紧缺，要由国家来统一调拨，我不能动用我的权力来捞好处。全国那么多县，如果哪个县出了大人物就应该为本县服务，那么那些没出大人物的县，他们找谁帮忙？”
两年后，岳阳县发生了旱灾，县里找来几十台内燃机抽水抗旱，但内燃机的发动需要烧木炭，一天要消耗一吨多木炭，县里没有货车，只能靠老百姓车推肩扛，效率非常低。
这时候，县里又想到了在广州当“大官”的文年生，想请文年生帮忙给调一辆解放牌货车。
文年生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，给岳阳县配了一辆嘎斯牌货车。但是县里说，最好是解放牌，文年生很生气，说：“都是四个轮子，只要能装送货物，管他是什么牌子的汽车，不要挑三拣四和攀比，我这么做，都有些对不起其他没有货车的县了。”
后来，乡亲们为了感谢文年生，派代表给他送来了腊肉等土特产，文年生知道乡亲们来一趟广州不容易，就把东西全收了，但是有一个前提：必须按市场价格付钱。
文年生讲原则是好事，但有时候也不可避免地得罪了一些人，因此，到了1966年就被一些人（姓黄）举报陷害了。
有人劝他说，处事要灵活一点，适当低一下头，但文年生毫不妥协，说：“我是南宋宰相文天祥的后代，文天祥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我也会这么做，绝不低头！”
1968年6月7日，文年生遗憾而终，年仅61岁。
直到10年后，文年生才得到了平反，广州军区也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，文将军在天有灵，也该瞑目了。